第一招 以小见大法

古人云：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。”这说的其实也就是以小能见大、见微可知著。

高明的作者常常由一物之微，而触动人世的大题，犹似潺潺山溪，蜿蜒注入大海。例如《兰亭集序》中王羲之由文人集会引发了欢乐有尽、人生苦短的感思；《石钟山记》里苏轼由对山名来由的考察告诉了人们凡事不可臆断的道理；《游褒禅山记》则借深入华山洞游览的体会，阐明了学习立业必须坚持不懈、知难而愈进的道理。

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《花未眠》也是以小见大的经典。请看下面的文段：

花未眠这众所周知的事，忽然成了新发现花的机缘。自然的美是无限的，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。正因为人感受美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所以说人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，自然的美则是无限的。至少人的一生中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，是很有限的。这是我的实际感受，也是我的感叹。人感受美的能力，既不是与时代同步前进，也不是伴随年龄而增长。凌晨四点的海棠花，应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。如果说，一朵花很美；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：要活下去！

凌晨四点的海棠花未眠本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小事，川端康成却由此生发了美学思考，引发了对生命的感悟：“自然的美是无限的，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”，因为“人感受美的能力是有限的”，生命终将走到尽头，那就“活下去”吧，只为了欣赏更多的美。审美，对于作者来说，早已不是目的或手段，而成为他生命本体的存在！

由此我们可以得出，所谓以小见大，就是通过细小的、人们熟悉的事物来阐明抽象的、深刻的道理。这里的“大”是大的话题、大的道理，它可能关系到自然社会、人生命运、天地宇宙等等。

研究“见大”的走向，大致有两条路可走：

一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着力，走客观的、向外的路，重哲理感悟。如上文所举的《花未眠》的文段，川端康成由花未眠发现的是一条审美理念：“自然的美是无限的，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。”类似于“生活中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”，饱含哲理。这就是走的“向外的路”。

二是在对人类自身的观照上着力，走主观的、向内的路，重人性开掘。比较典型的如余秋雨的一段话：

这样，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，出现了境界。世界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。秋风起了，芦苇白了，渔舟远了，炊烟斜了，那里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。（选自余秋雨《收藏昨天》）

这段文字同样可视为以小见大的典范，余先生由山河间的事物走向了人的生命本真：朴素，淡泊，与自然调和。这难道不是人的本性吗？这就是走的“向内的路”。

总之，并非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才能写出大道理来，取材越小，所阐述的道理越能撼动人心。山村夜宿，卧听山谷中一声声清细的岩滴，我们可以想见宇宙的深沉；街头伫立，从一个镜头中，我们可以窥见时代的风云；静夜兀坐，回忆白天发生的一件小事，我们可以咀嚼出人生的甘苦……

第二招 比较辨析法

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之一，通过比较就能很容易地看出两种事物的差别。差别即特点，抓住特点也就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了。

比较辨析从逻辑思维的层面讲，难度不大，如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”，即君子和小人心态的比较。又如钱钟书《谈中国诗》中的文段：

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，词气安和。我们也有厚重的诗，给情感、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。可是中国诗的“比重”确低于西洋诗；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。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。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，只像吹着芦管。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。……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。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；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。……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！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，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“野蛮犬吠”，而是文明人话。并且是谈话。不是演讲，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……（选自钱钟书《谈中国诗》，有改动）

钱先生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，挥洒自如，妙语连珠。文段通过中国诗和西洋诗的比较，深刻地阐述了中国诗“笔力轻淡、词气安和”的特点。

当代散文家、西部自然的强力歌者周涛有这样一段论述：

同样是生命，树以静以不言而寿，它让自己扎根大地并伸出枝叶去拥抱天空，尽得天地风云之气。相比之下，人愚蠢而又浅薄，人的一生都在说话，声嘶力竭，奔走呼号，没有人肯静下来想一想，没有人想到向树学习点什么，在人的心目中，树是傻瓜。那么在树的心目中人是什么东西呢？不清楚。（选自周涛《大树和我们的生活》）

作者通过树与人的对比，揭示了树朴素、踏实、毫不张扬的精神品质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教益。

比较辨析有三条路可走：

一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事物的对比辨析，如上述中国诗与西洋诗、树与人的对比议论；

二是某一事物两个对立面的比较辨析，如正反对比论证；

三是类比分析。

第三招 探究因果法

说及探究因果，我们就会想到朱熹的哲理诗《观书有感》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水为什么会如此清澈，因为有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地流进来。此中逻辑，显然是因果关系。

追溯事物的根由，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，或者推理事物发展的结果，得到反映事物本质的结论，这就是探究因果。

从思维过程看，探究因果有两条路可走：

一是由结论而追溯原因。如林庚的一段论述：

“木”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，这正是“木”的第一个艺术特征。要说明“木”何以会有这个特征，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，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，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。“木”作为“树”的概念的同时，却正是具有着一般“木头”“木料”“木板”等的影子，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，而很少会想到叶子，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，“叶”因此常被排斥到“木”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，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。（选自林庚《说“木叶”》，有改动）

作者首先提出一个观点：“木”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。由个别上升到一般，即诗歌语言富于暗示性（这是林先生的一则文艺理论，在诗歌研究领域里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）。然后探求形成这一“暗示性”的原因：因为我们看到“木”，会更多地想起树干而将叶子排斥开去。这里林庚探究因果运用的就是由结论而追溯原因的思路。可见，追根溯源就能写得深刻。

二是由原因而推及结果。例如鲍鹏山的一段话：

与叙事艺术紧密相联，《左传》在写人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显然作者认识到了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——尤其是当事人，其品性、人格、性情、修养、见识等，对历史事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。所以，《左传》写人，也是为了“叙事”，为了更好地叙事，更好地说明事件发生、发展的原因。（选自鲍鹏山《历史何以成为散文》）

人作为历史主体，对历史事件的发展起着导向作用。这触及了人的历史特性、社会属性。作者在此基础上推理，得出《左传》“写人”是为了“叙事”的结果。“结果”这一层可以视为《左传》的一条写作规律及其艺术价值取向：写人是为了叙事，叙事艺术是主体。这个学术结论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，当然是颇为深刻的。这里鲍鹏山教授探究因果所走的就是由原因而推及结果的路。

探究因果，可以理解为用原因去证明结果，或者用结果去证明原因。这同逻辑学上的演绎推理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实际上就是一种省略的演绎推理。